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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大周鼎:我被神化成受迫害的英雄

  本報記者 王鑫昕 實習生 李梓汐《中國青年報》(2015年01月05日09版)   CFP供圖   □一些好的思路在改革過程中,受到了舊體制的約束,最後往往是事倍功半。   □大學的改革從培養目標上一直在改,但體制從沒有變,因為我國大學始終是國家體制下的一個部門,我們的校領導都是有行政職能的。   □我們在制定規則時,有時希望把規則做得越細越好,那麼問題就來了,有時規則做得越細,就可能越背離初衷。   ------------------------------------------------------------------------   在2015年到來前夕,高校“教學和科研孰輕孰重”這個老問題,因一篇感性、決絕的《自白書》,又一次進入公眾視野並引發了熱烈討論。   《自白書》的作者是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師周鼎,在這篇發佈於2014年12月23日凌晨的文章中,周鼎痛陳高校教學、科研、職稱評審中的各種弊病。   這篇言辭激烈的文章迅速在社交媒體上刷屏,周鼎本人也卷入了輿論的漩渦。   《自白書》所提出的種種問題,引起了高校教師群體的共鳴,輿論也以此為由頭展開對中國高校教學和科研體制的批判。不過,處於漩渦中心的周鼎認為,自己被一部分人“神化”成了挑戰中國現行不合理教育制度的英雄。   他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澄清,他從來沒有把自己定位成一個要去挑戰和反抗什麼的英雄,而僅僅是享受說真話的樂趣。   職稱評審不應變成“選勞模”或論資排輩   中國青年報記者(下稱記):你為什麼沒有通過職稱評審?   周鼎(下稱周):我參加的是學校為一線教師晉升教學型職稱開設的綠色通道,沒有通過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工作量不夠,一個是工作年限不夠。   記:你對評審標準有哪些意見?   周:直到今天,我依然跟校領導表態,相對於以前的政策,為公選課教師開設職稱評審綠色通道的改革,本身是好的。但我認為改革力度還非常小。   公選課組成非常複雜,有政治課、英語課這樣的公共課,也有一些專業課教師面向全校開設的通識教育課。但政治課、英語課是每個學生的必修課,而通識教育課往往帶有素質教育色彩,課時較少。但在計算過程中,學校只認課時。   雞隻有兩條腿,貓有四條腿,那是不是就是兩倍關係呢?政治、英語等公共課與通識教育的公共課兩者付出的勞動不是在一個領域里的,所以我認為不能按統一的標準來評價。政治、英語等公選課一周老師至少要上15節,而通識教育課一周只安排2~3個學時。這是1∶5的工作量,人家工作一年,我們要工作5年。   職稱評審要求的工作年限是10年,我工作了8年半,沒達標。我理解,畢竟這是個“綠色通道”,得用一定的手段去限制人數。但是事與願違。工作年限也不能說明問題。   如果職稱評審最後變成選拔在這個領域工作時間最長、課時最多的人,這是在選勞模,不是在評職稱。勞模能不能推動教學改革?這不好說。   記:學校是怎麼回應你的?   周:校領導覺得我對他們的努力不夠瞭解,沒有看到學校層面為解決這些問題所付出的努力,我個人化的思考和批評演化成了對川大負面的壓力。學校的解釋是,如果把制度變得更有彈性,就會造成更多的糾紛,引發更多人不滿。   但我批評的也都是事實。不管怎樣,我認為現在的政策對通識教育課與普通的英語、政治課沒有作出清晰的界定,從而導致不同領域的老師被迫在同一個標準下比較、評判,這是不公平的,也徹底違背了改革的初衷。   我理解的改革初衷是推動本科教學,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上課的出勤率。可是課上得多的不一定是課上得好的,學校這樣的政策讓那些積極上課的老師,最後還是落入論資排輩的怪圈。   既然是要去鼓勵對本科教育作出貢獻的老師,就不能僅僅按照工作的年限和上課課時去進行評判。學校也認為,這個政策需要改進。   面對舊有的體制,校長也不是萬能的   記:你認同學校的改革,學校也認為政策需要改進,應該說你和校方是有共識的,可為什麼還會產生這麼大的矛盾?   周:我在思考,有很多好的想法,在實施過程中,為什麼會變樣。   在川大,校長對通識教育非常重視。正因為校長的重視,教務處等部門才有了這樣的改革思路,可是在實施過程中還是變了形。一些好的思路在改革過程中,受到了舊體制的約束,最後往往是事倍功半。面對舊有的體制,校長也不是萬能的。   另一位校領導說,行政機構的人員畢竟是“屁股決定腦袋”,行政機構不一定瞭解一線教師的苦衷。   記:你認為大學校長也拗不過固有的舊體制?   周:就像體育一樣,當年奧林匹克到了中國,就變成對於金牌數的重視,舉國搞體育。現在的科研也是這樣,由於科研是服從於國家的計劃,計劃體制下的科研導向就不可避免具有強制性,這種強制性能出成績,但效率一定不是最高的。   這些年來,大學的改革從培養目標上一直在改,但體制從沒有變,因為我國大學始終是國家體制下的一個部門,我們的校領導都是有行政職能的。   這就涉及一個很敏感的話題:去行政化。一旦去行政化了,在思想領域由誰來監督和管理呢?如果大學不能穩定,對社會的安定又會造成衝擊。所以現在的高校就處於“放”還是“不放”的矛盾中,一方面在思想領域方面是堅決不能放的,另一方面在教學領域如果管得過死,教育上就會毫無成就。   我從來沒把自己定位成一個要去挑戰和反抗什麼的英雄   記:你寫《自白書》的初衷,不是為了推動制度的改變嗎?   周:我是研究中國現代史的人,對中國的現實自認為有所瞭解。再偉大的人,在200年的大變局中,有很多是個人之力所不能及的。所以不是某個人、某個機構作出些改變,就可以把社會裡不公平、不合理的東西都推翻的。   在這個事件上,在一定程度上,我被一部分人神化了,神化成挑戰中國現行不合理教育制度的一個英雄,一個受迫害的英雄。而我只在享受說真話的樂趣,這更重要。    科研不一定是發表多少篇論文,但科研一定是講好課的基礎   記:你對將來的教學、科研工作有什麼打算?   周:這件事後,我瞭解到的學生的態度,幾乎都是對我的支持和輓留。這些讓我認識到,我在川大最大的價值就是給學生上這些課。以前我在中華文化課上欲罷不能,師友們都勸我少上課,我也已經多次表達過想少上課的意願,但遲遲未決。我意識到,放棄公選課,學生的損失最大。這次職稱評審給了我一個觸動,促使我採取行動了。所以我現在的想法是,調整精力,課還是要上,但要適當減少上課的數量,提高講課質量,這也是為了更好扮演教育者的角色。   記:你覺得不應該把過多的精力投入到教學上?   周:教學重要,科研也很重要,科研不一定是發表多少篇論文,但科研一定是講好課的基礎,我贊同。一個老師年年重覆一樣的東西,沒有對一個領域的思考、閱讀、寫作,他的課最後難免淪為一種形式。   國外很常見的做法是老師上半年課,搞半年科研。對我來說,從過去全身心投入教學到現在,早就到了一個停下來去進一步深化自己、把自己一直想做的科研課題去完成的時期。   這個評估體制下,發論文比治病救人還重要   記:科研成果有沒有影響你的這次職稱評審?   周:沒有。這次是“綠色通道”的評審,我的科研成果是沒有問題的。   人們對我有一些誤解,以為我科研不行,才去否定那些做科研的,實際情況不是這樣。川大歷史學院就是以科研為主的學院,一個歷史學博士出身的教師,發表論文不可能成為我的累贅。我一直對科研很用心,也希望寫出精彩的歷史大作,這是我的職責。   記:《自白書》事件引發了人們對教學和科研關係的討論,你怎麼看?   周:上好一門課是很多老師的追求,沒有一個老師以只搞科研、講不好課為榮。如果在較為寬鬆的環境中,很多人樂於把科研成果轉化為教學成果。但在量化考核體系嚴格的束縛之下,人們就必須考慮,這個力量怎麼去分?少數傑出教師,科研教學都能兼顧,但大多數人是不能的。   我不是對科研不感興趣,只是對科研的量化不感興趣。問題是現在的制度很多是“一刀切”,醫生也要搞科研,普通教師也搞科研。   我的一位醫生朋友告訴我,他一直在糾結,到底是救人性命重要,還是發表論文重要?我們都知道人命關天,可在現行的評估體制下,誰會關心你救了多少個人的命呢?人們卻關心你寫了多少篇論文,發表在什麼等級的刊物上。   同樣的道理放在普通教師身上,大家會關心你發表了多少篇論文,發表在哪裡。誰會關心你講好了幾門課呢?醫生在救人的性命,老師是在拯救人的心靈。   記:你認為問題出在哪裡?   周:我們現在有很多誤解,把經濟思維放到了文化領域。我們投入多少錢能實現諾貝爾獎的突破?這沒辦法計算。我們在制定規則時,有時希望把規則做得越細越好,那麼問題就來了,有時規則做得越細,就可能越背離初衷。   對於教師可以有一定的評價體系,但一定要寬泛一點,要人性化一點,讓每個教師都有在教學、科研上的追求。  (原標題:川大周鼎:我被神化成受迫害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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